民政部2024年统计,全国有41.4万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被纳入国家保障体系。2025年初,祝响响、葛炳灶、方豪龙等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建议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提供有效司法保护和救助。不久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厅副厅长带队1号配资,就建议答复内容面对面听取代表意见——
绝不让“无人养”困住事实孤儿成长
2024年7月1日,祝响响代表和浦江县检察院检察官一起为该县小学生上法治课,引导学生暑期安全用网。
在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浦江县郑宅镇中心小学教师祝响响的案头,有一份关于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提供有效司法保护和救助的建议书,旁边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不久前提交的对这份建议的答复文件。
“这些孩子,就像散落在角落的蒲公英,风一吹,可能就偏离了成长的轨道。”祝响响代表这样形容事实孤儿的困境。这份建议书,映照出全国数十万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真实生存图景,也牵出一场跨越十年的守护。
父母离异后,孩子成了“没人要的娃”
2025年7月18日,浙江省浦江县检察院检察官和祝响响代表共同走进公益暑托班,带孩子认识法律的世界。
“最近一笔补助金发到小伟手里了,暑假前我们去孩子家看过,现在他学习和生活都安稳了。”电话那头,浦江县检察院检察官严冰倩,高兴地向祝响响代表讲述了陈小伟(化名)的近况。
祝响响代表的嘴角漾开一丝笑意,思绪被拉回到2014年。那时她刚到一所山区小学支教并担任校长,很快就注意到陈小伟这个特殊的孩子:父母离异后母亲音讯全无,父亲因犯罪入狱,陈小伟和弟弟成了“没人要的娃”。
“最揪心的是那年秋天,老师深夜家访,发现兄弟俩吵架后,一个睡在床上,一个蜷在地上,都盖着薄被瑟瑟发抖。”祝响响代表记忆犹新。在她的奔走呼吁下,村里把两个孩子安排到居家养老点解决吃饭问题,学校为陈小伟申请了营养餐,镇里还请了位老奶奶照料他们的起居。
十年光阴流转,祝响响代表结束支教到了其他乡镇学校任教,身份也从县级人大代表转变为全国人大代表。然而,那个总是默默帮老师擦黑板的身影,一直深藏在她心底。
直到2024年初,祝响响代表在检察机关调研时1号配资,注意到一起检察机关支持未成年人民事起诉的案件,对象是一位失职的母亲。案件材料中那个熟悉的名字——陈小伟,让她心头一紧:“这是我十年前帮助过的那个孩子啊!”
只是祝响响代表没想到,当年的帮助终究敌不过长久的生活重压:一年后,弟弟被领养,陈小伟也在村委会帮助下找到了生母潘某。本以为能与母亲安稳地生活下去,可没过几年,随母亲在外地生活的陈小伟某一天清晨醒来后,面对的却是人去楼空的出租屋——母亲再次不告而别。陈小伟回到浦江县檀溪镇与出狱的父亲团聚,但仅一年,父亲又因肺癌撒手人寰。
当地镇政府、学校好不容易联系上其母亲潘某,但对方抛来一句冷冰冰的话“没钱养”,便挂断了电话。
母亲健在的“孤儿”
陈小伟的困境并非孤例。2024年10月,民政部在“民政这五年”系列专题新闻发布会上披露,全国共有41.4万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被纳入国家保障体系。这个数字背后,可能还有很多因身份隐蔽未被发现的孩子。他们或因父母失联、或因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人责任,深陷“生活无着、学业难继、心理缺爱”的泥沼。
陈小伟的困境能被及时发现,得益于一张在乡村织就的保护网。2021年,浦江县检察院与该县民政局联合出台《关于加强未成年人检察与儿童主任协作配合工作意见》,全县各街道、乡镇的儿童主任,成了未成年人保护的前沿“哨兵”。
这样的“前哨”机制正在全国铺开。据了解,自2023年5月至2024年12月,检察机关协同民政、教育等部门,共发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2400余人,向1000余名失职监护人发出“督促监护令”,开展家庭教育指导1200余次,努力筑牢家庭保护的第一道防线。
“当时村里的儿童主任在电话里急得声音直抖,说‘娃快断粮了’。”严冰倩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陈小伟的情景:父亲去世后,陈小伟暂时由姑姑抚养。姑姑是一所医院的护工,微薄的薪水既要供自家孩子读书,又要负担小伟的生活,经济上捉襟见肘。有时,两个孩子不得不挤在医院楼梯间的小床上过夜。
“抚养是法定义务,一句‘没钱养’岂能免责?”在多次尝试沟通都被潘某挂断电话后,严冰倩征求了陈小伟的意见,果断启动检察机关民事支持起诉程序。
“民法典明确规定,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子女有权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针对潘某拒不履行抚养义务的行为,检察官联合村儿童主任三次上门核实,固定了其有劳动能力却恶意弃养的证据。
“法院判了抚养费,可他母亲一分没给”
2024年4月,法院依法缺席判决潘某支付陈小伟生活费直至其年满18周岁。然而,执行再次遭遇现实困境:判决生效后,潘某依然分文未付。法院查询发现其名下无房产、无存款、无固定工作1号配资,执行陷入僵局。
“法院判了抚养费,可他母亲一分没给——这样的判决,孩子能感受到什么?”祝响响代表捏着那份民事判决书,忧心忡忡地问严冰倩。
更紧迫的是,中考在即的陈小伟面临失学危机。“孩子等不起!”此时,另一重保障开始发力。
2024年8月,浦江县检察院与该县民政局召开联席会议,将陈小伟的困境摆上桌面。浦江县民政局负责人当场表示陈小伟符合低保救助条件,并于会后及时开通绿色通道,为其从快办理了低保认定。高中开学的前一天,陈小伟收到了第一笔低保补助金。
这样“司法+民政”的接力协作,正成为多元关爱帮扶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有效路径。而对于在工作中发现的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检察机关更是可以依职权主动开展救助,依规发放救助金。
数据显示,2023年5月至2025年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开展司法救助1200余人,向民政部门移送事实孤儿线索2000余条,协助落实生活安置、教育资助等社会救助帮扶措施2800余次。
今年暑假回访时,祝响响代表和检察官欣慰地看到,陈小伟已能平静地讲述自己的未来规划。
“如果父亲没死,陈小伟反而没资格获助,这不荒谬吗?”采访中,祝响响代表的追问直指“陈小伟们”的生存困境的复杂成因:除了父母无力抚养外,离异家庭增多、留守儿童问题、父母互相推诿抚养义务等因素交织,让更多孩子陷入事实无人抚养的境地。
2025年初,祝响响代表联合全国人大代表、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葛炳灶,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一起向最高检提出“关于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提供有效司法保护和救助的建议”,希望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支持起诉职能,协助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通过诉讼宣告父母失踪/死亡或撤销监护资格,打通身份认定的政策通道;同时,对恶意弃养的父母启动刑事追责程序,强化法律威慑力。
“这份对事实孤儿的牵挂,值得点赞!”
2024年5月29日,浙江省金华市检察院、贵州省贞丰县检察院检察官会同贞丰县妇联、民政、教育等部门工作人员上门了解被害妇女儿童家庭生活情况。
最高检控告申诉检察厅在案件办理中敏锐意识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绝非单一司法救助能全部解决,背后是身份认定、监护落实、社会支持等多重难题交织,必须跳出“就救助谈救助”的思维,推动社会综合治理。
“在梳理多个司法救助案例时,我们发现一个令人揪心的现象:不少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因身份认定模糊、救助链条断裂,陷入‘求助无门’的困境。”最高检控告申诉检察厅副厅长马滔告诉记者,收到代表意见后,控告申诉检察厅开启了紧锣密鼓的前期工作。
最高检控告申诉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助理彭赞清扎进司法救助的“家底”里,翻查全国检察机关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开展司法救助的有关数据及典型案例,系统梳理各省市比较好的创新做法——从检察机关依托大数据赋能智能排查发现司法救助线索,到协调村委会、居委会代为管理发放救助金,再到及时向民政部门移送事实孤儿线索衔接开展社会救助,一条条实践经验被汇总成详细台账。
“这不是检察机关一家的事。”随后,最高检控告申诉检察厅主动对接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等协办单位及最高检有关业务部门,一次次交流会商、一轮轮征求意见,详细了解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身份认定标准、社会救助政策衔接等关键信息。
历经两个月的系统梳理、调研与协同,一份凝聚多方智慧的初步调研报告成形。这份报告不仅总结了司法救助在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护中的实践成效,更直指“监护干预和救助保护不及时”“救助后续缺乏保障”等痛点。
“前期我们通过代表驻地的浙江省金华市检察机关,将初步报告提前送交给祝响响等代表,没想到很快便收到了她的肯定回复。”马滔表示,这份肯定让他们更认定了“面对面听意见”的重要性。
2025年6月27日,带着这份凝聚心血的初稿,马滔带队专程赶赴浙江金华,与祝响响、葛炳灶、方豪龙代表当面座谈,详细介绍了建议办理的全过程、前期调研的新发现,以及回复稿的核心内容,并真诚听取代表意见。
“检察机关的回复让我们看到了司法保护的力度与温度,这份对事实孤儿的牵挂,值得点赞!”座谈会上,三位人大代表望着手中的初步调研报告,对最高检的工作竖起了大拇指。
“这份报告很扎实,但我还有三点想法想和大家交流。”祝响响代表清晰地道出建议:一是制定事实孤儿认定的具体流程;二是探索事实孤儿救助的后续体系;三是加大对父母弃养行为的追责力度。
“您的建议说到了点子上!”马滔当场回应,“比如追责,检察机关将用好多元履职手段,既护孩子,也惩失职。我们将立足检察机关司法救助等职能,打好综合保护‘组合拳’,与有关部门一道,进一步强化对事实孤儿合法权益的全方位保护。”
座谈会上,双方还就“如何让救助更精准”“怎样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等问题深入探讨,原本的书面报告在思想碰撞中变得“有血有肉”。
“控告申诉检察厅的工作让我感受到了‘事事有回音’的诚意。”祝响响代表在座谈会结束时感慨,“保护未成年人,不能只靠‘救火’,更要学会‘防火’。”她殷切期盼着,能有更多孩子像小伟一样,不仅能获得及时的救助,更能在社会持续的关爱中,真正拥有“心里有光芒、生活有希望、成长有保障”的未来。
(检察日报 谷芳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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